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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与武昌佛学院

吕有样 武汉大学 发布时间: 2012年2月4日   来源:

太虚法师(一八八九——一九四七)是中国近现代佛教界的泰斗,新佛教运动的大师。他在中西思想文化交会激荡、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佛教旧制衰颓没落的时代,趋时适势,致力于中国佛教的革新运动。一生中,讲经著述、多方游化,组织佛教社团、主编佛教刊物、创办佛教学院、培育佛学新才,勇猛精进、不遗余力,标的在振兴中华佛教,以佛教救世救人,安利人类社会。太虚的佛教革新运动及其业绩,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去考察,而“关于僧众寺院制度在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改进为最重要”。一九二二年武昌佛学院的创办及其演续,可以说是太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改进佛教旧制、进行新佛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成就之一。为此,笔者仅就所涉猎的有限资料,对武昌佛学院的缘起、经历及其在近现代佛教界的影响作一概述。

一、“僧制革命”及武昌佛学院的创立

太虚法师生当国土残破、民族危机之时,幼年曾作学徒,十六岁出家,从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博览经藏。辛亥革命前夕,太虚读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著述和进步书刊。以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译介,受各种中西新思想的浸习,目睹中国社会的危难和旧佛教从林的衰颓,激发了适应社会新思潮、改革振兴中国佛教,“以佛教入世救世的宏愿热心”。一九一二年,在当时社会上维新办学的影响下,到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并且与仁山共议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学校,把协佛教学校作为佛教办进会的一件重要事项,希望通过办僧校,培养新型佛学人才,以促进中国佛教的改革与振兴。但由于佛教旧势力的反抗而落空。翌年,太虚在寄禅法师追悼会上的讲演中,发挥佛教协进会章程中的思想,提出了对旧佛教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的主张。“教理革命”,是要改变过去佛教专注于死后问题的探讨的倾向,转向多研究现实人生问题;把以往佛教会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变为对宇宙人生真相的研究。“教制革命”,是改革佛教僧伽旧制,取消过去寺院住持的师徒承裘制度,从佛教大学的学员中选拔优秀僧才住持寺院,把寺院改造成弘扬佛法的中心。“教产革命”,是废除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使寺院的财产成为十方僧众公有,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才以及与办佛教备种教务之用。这三大革命的重点和关键是“僧制革命”,故在一九一五年著(整理僧伽制度论》,设计了改革僧伽制度的方法和蓝图。太虚认为,改革僧伽制度的目标,“是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而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先造就一批经过“严格的长期训际、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学为修学实习的中习,旁参以近代的思想学说”,“真正代表佛教去救世救人”的僧才。一句话,“欲达整顿僧伽制度实现之目的,则不可不先造就能整顿之人才。”而当时的一些僧校,不过是养成一宗一派的讲经法师而已,与改革僧制的人才相差甚远。这是太虚要自己创办僧校的主要目的和动机。

一九一七年,太虚由台湾讲学,顺便到日本,对日本的佛教组织和管理进行了考察,觉得和他的《僧伽制度论》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同时对日本佛教大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作了一番考察,备作回国后办佛教学院的参考”。一九二一年,太虚住持杭州净慈寺,“深想以此为实行着手于改革僧制的根据地,……把禅堂改为禅净双修的角虎堂,并筹办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人才的地方。”但由于杭州诸山寺僧的嫉妒,勾结地方豪军加以阻挠,不久便被迫出净慈寺。

当此之时,太虚法友李隐尘、陈性白等邀太虚到武汉弘法,在武汉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和太虚的其他信徒的护持协助下,经过半年的筹备,经于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促成了武昌佛学院的创立。对此,太虚在《自传》中写道:“民国九年(一九二〇)鄂督已易肖耀南。到冬天,隐尘接任湖北堤工督办,十一年(一九二二)又兼任陕鄂禁烟督办,与肖督有黄岗同邑之雅,故十一年(一九二二)武昌有佛学院的成立。由元白的奔走联络,隐尘的提倡号召,亦得肖的间接维护。

关于武昌佛学院的发起和筹备过程,见于太虚《自传》、《佛学院置院合记》、以及《佛学院董事会史略》和印顺编《太虚年谱》,现略综述于下:

一九二一年底,太虚由杭至汉,位于汉口佛教会。其时,李隐尘和主持佛教会会务的李时谙“鉴于我(太虚)接管净慈寺的叠生故障,主张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我乃提出佛学院的办法及学科纲领。……隐尘、元白与武汉信徒杨显卿、王森甫集议数次,虽院址未能觅得,已决定照我的佛学院计划积极筹备开办。”一九二二年三月,太虚应汉阳归元寺之请,于该讲《圆觉经》,集听者有武汉荆宜的居士僧众数百人,在归元专商议筹办佛学院,并征得李隐尘、王森甫、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肖止因、熊云程、赵子中、孙自平、王■香、及长少正信会周可均等三十余人自认发起创办人,每月任经费四百元。四月初,隐尘与太虚于武昌通湘门内千家街觅得黎少屏(邵平)空宅,“此宅四周空旷,门前甚堂皇壮丽,宅中兼有林语花圃,加以添造修理后,足可适用、逐议价一万五千元取得斯屋”为院舍。四月中旬,于院内成立筹备处,李隐尘为处长,皮剑农为会计,赵南山为庶务,王又农(出家名大刚)等为文牍。其时,太虚辞去净慈寺职务,约大觉、玉皇、智信来助理院务修整。“四月十五日进舍,从事修整,改造讲堂、行持处、斋堂、寝室,添建厨房、浴室、厕所。总计用二万五千元,又访得祗陀太子园为精舍。”

根据太虚的佛学院大纲,由胡瑞霖、皮剑农等起草了《佛学院章程》。太虚撰《佛学院缘起》置《章程》前印发。王又农拟具《呈文》,呈请湖北省长公署及教育厅批准,并转教育部备案。托黄季刚(黄侃)撰了《礼请院长疏》,礼请太虚出任院长,并于四月八日佛诞日举行了隆重的礼请仪式。

《佛学院缘起》分六部分。一论“人不可不修佛学”,二论“佛”,三论“佛学”,四论“佛学系派”,五论“救今世必因佛学”,六说偈语。《缘起》文简意赅,凝结了太虚的佛学基本思想。其中最主要之点是佛学救世,大乘为重,八宗平等,契理契机、应化多方。这些思想也体现于《佛学院章程》中。

《佛学院章程》共十五章,一总纲,二入院,三课程,四学年、学期和休假,五缴费,六试验,七毕业,八退学,九各员职务及权限,十公共规约,十一功惩,十二礼仪,十三优待,十四扩充,十五附则。另附院董事会章程二十三条,《章程》的每章下有若干节,每季下有若干条,非常具体完善。

第一章“总纲”,规定了佛学院的名称、宗旨、组织、地点、学制及办法。佛学院定名为“武昌佛学院”,院址设于“武昌通湘门内千家街,校舍可容三百人”。佛学院的宗旨为“招集有志学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学,俾使行解相应,能宏法利世为宗旨。”佛学院的组织方式是:“由创办人组织之,成立时别立院董会,凡创办人皆为本院院董。本院创办人每年须担任佛学院四百元以上之经费(或自捐或募化),本院院务由院董会礼讲大德沙门一人为院长总持之,于院重中公推一人为院护协持之。本院于大德沙门得礼请为座无,于各刹长老得礼请为首座,于诸方法师得礼请为护讲。本院教务事务各职员,由院长协同院护延请之。”学制与办法是“先办修学、讲习二科,三年后改设专宗大学及研究部、中学部。修学科暂定一班,依逐渐扩充,每班限额六十名,三年毕业。讲习科不限额数。以半年为修业期。”

第二章“入院”,规定了学员入院的资格和录取方法:“(一)年龄在十六岁以上者,(二)身体健全、品性端平者,(三)曾受刍戒或沙弥戒或三皈者,(四)曾习教典及文理情通者,(五)发心求法救世、誓不愿退者。修学科学员报名时,须经本院三种考试:(一)口头问答。(二)作文。(三)入院共住一星期,察验品性行持。”

第三章“课程”,规定了修习科三年六学期的授课内容。第一学期:大乘起信论、大佛顶首楞严经、小乘佛学概论、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论疏;第二学期:百论、中论、十二门论、心经、金刚经、文殊般若经、印度佛教史、印度外道概略;第三学期: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天亲释、解深密经、楞伽经、弥勒上生经、中华佛教史、西洋伦理及心理学概略;第四学期: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抄、大乘止观、维摩经、法华经、各国佛教史、西洋心理学及生物学概略;第五学期:华严一乘教义章、(五蕴观、妄尽还原观、三经圆融观、法界观)、华严十地品及论、中华孔老话号及晋宋玄学、宋明理学、西洋哲学概略;第六学期:七佛与三十二祖偈及信心铭、六祖坛经、永嘉集、梵纲经及瑜伽菩萨戒学处、弥陀经、十六观经、往生论、十位心论、宗教及社会学概略。此外,作文、行持、英文、日文、藏文、贯穿于每个学期中。

以上三章,明显地标示了武昌佛学院的特色。武昌佛学院非一般地学习佛学知识或养成经师论师的僧校,更不是逃避家庭社会或图求名利的场所,而是造就“行解相应”,立志“宏法利世”的人才的佛学院。僧学员毕业后,能胜任寺院的住持,把寺院改造成弘扬佛法、救世救人的“现代化僧团”;居士学员毕业后,能组织佛教正信会,把佛法推广到人间去。据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云:佛学院的“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制度”。以《章程》看,佛学院课程涵盖面宽,有佛学,有文史、哲学,还有近代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佛学课程中,性、相、台、贤、禅、律、净、密均开,体现了八宗平等的精神。佛学院对学员管理十分严格,有通则、佛堂规则、自修室规则、寝典及饭食规约、告假规约等。其所以如此,旨在通过严格的训练,养成既具有佛教古德的行持品格,同时又具有现代人文化学识的中国现代佛教人才,使中国佛教改革振兴,走向现代化。

佛学院的筹备工作于六月底就绪。院合修整完竣,购置设备已大致齐备,院长太虚进住佛学院,聘定了空也、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等任教员,由李隐尘、孙文楼等合资办了一个正信印书馆,预备印刷流通经典和讲义。七月初,成立佛学院董事会,推举梁启超为董事长(梁应中华大学之邀参加暑期讲学会,与太虚初次会晤),暂由陈元白代理,王又农为文牍,李隐尘为院护,智信为监院、玉皇为庶务,竹林为会计。遂于七月十九日(公历九月一日)举行开学典礼。在典礼大会上,武汉政学各界济济一堂,湖北督军萧耀南亦亲临大会致词。太虚所理想的佛学院正式创立起来,中国佛教界始有武昌佛学院之名。太虚从此开始以武昌佛学院为据点进行新佛教运动,施展其才华,实施其抱负。

二、武昌佛学院的曲折经历——从武昌佛学院到世界佛学院图书馆

武昌佛学院开办以后,持续了二十多个春秋,由于社会政治局势的牵制,曾几度遭受挫折;由于太虚的办院重心从养成住持僧才转为培养宏法于世界的学研究人员,武昌佛学院后来演续为世界佛学院图书馆。

(一)办院初期的隆盛

从一九二二年七月到一九二六年十月,这四年是佛学院的隆盛时期。这个时期中,正式毕业了一批学员,招入了第二批学员,当第二批学员到第二年十月时,由于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而自行解散。这个时期的院内教学活动基本上按章程进行,稍有变动者,是当第一批学员到第三学期时,由于多种因素,把原定三年毕业改为两年毕业,第二批学员入校后,另成立了研究部。

这个时期的头两年,即第一批学员学习期间,是佛学院最隆盛时期。这两年,太虚为院长,李隐尘为院护,陈元白(代梁启超)、汤■铭先后为董事长,智信、大觉先后为监院。松林、能守先后为学监。僧俗学员六十余名,僧学员有激芳、能守、默庵、会觉、现空、严定、法尊、法航、量源、光峰等,居士学员有程圣功、陈善胜(出家后名净严)、张宗载、达宁蕴等,加上旁听的,最盛时达百余人,先后任教的有太虚、空也、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张化声、妙阔、唐大圆、大勇、唐畏三(出家后名大敬)等。太虚、空也、史一如、妙阔主讲佛学,杜汉三、唐畏三主讲国文,张化声主讲西洋哲学兼授佛学,唐大圆主讲中国哲学,大勇传授密宗,陈济博授中国佛教史和日文,并译讲印度六派哲学。这两年,佛学院创办伊始,大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培养院内学员上,除几个假期外出弘法外,几乎没有离开过。先后为学员讲授了“瑜伽真实义品”、“佛教各宗源流”、“八啭声义”、“六离合释”、“三论玄要”、“十二门论”、“百论”、“成唯识论”、“天台宗教观纲宗”、“弥勒上生经”、“弥陀经”、“慈宗三要”、“瑜伽菩提戒”等多种佛学课程,编写了《各地佛教史》。

这两年除了院内正常教学活动外,对外学术和佛化活动也卓有成效。第一学期(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太虚定期或不定期到佛学院附近的中华大学、汉口佛教会讲经;寒假间,游化干沙市、荆州、宜昌、枝江等地,皈依者数百人,太虚的这一游,使佛化漫延了汉口到宜昌的一段长江流域。第二学期(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开学前,佛学院学员宁达蕴、张宗载、陈维东等,奉太虚之命,推进佛化青年活动,提出了“农禅、工禅”,“服务社会”,“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口号,与此相应,太虚撰《论佛法普及当设平易近人情之方便》,主张佛法的根本在信解,在家人只要信奉三皈五戒,“便是行菩萨道”,可以“不离常俗婚娶、士宦农商工作之事业”。前者在于使佛教人间化,后者在于使人间佛教化。本学期的五月二十三日佛诞,佛学院师生全体出动参加在中华大学举行的纪念大会,太虚、李隐尘、张化声作讲演,当即接受三皈者达千人以上。武汉佛化极一时之盛。暑期,太虚偕佛学院师生职员王森甫、史一如、陈维东、陈圣功等于庐山主持讲习会,“令华洋神教为之惊异,庐山暑期佛化,似此于棘葱茉中开建。”在庐山,太虚与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田成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开始着手推进世界佛教运动。第二和第三学期中,佛学院师生和支那内学院展开了热烈的法义论辩和争鸣,“初,有史一如与聂耦庚关于因明作法之争;次有唐畏三(慧纶)与吕秋逸(吕■)关于世尊年代之辨;后有大师与景昌极关于相分有无别种之诤。大师与唐大圆、史一如、陈维东等,卓然表现了佛学院的独立不苟的学风。

第一批学员的第二学年开始时,大师“一因感觉禅林管理训练难达预期的成效,学监尤不易得适当的人;二因学生的程度不一,淘汰一些,自动的退学了一些,乃决定将这期学生提前毕业,将后两年的课程压缩为一年授完。有鉴于此,太虚设想了改进的办法,发表了《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改变原来的办学方案,主张佛学院从小学部办起,自小学部至中学部、至戒学部、至大学部、至专家大学部、至研究部,以二十四年学程,整齐制度、严格训练,养成行解相应的僧才。因规模过于宏远,现有人力、财力不及,因而未能实行。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五日,第一期学员毕业,留二十名优材生设立研究部(研究部课程分五系,一、律宗、唯识、天台、禅宗系;二、梵学、唯识、贤首、密宗系;三、国学、唯识、天台、净土系;四、西学、三论、唯识、贤首系;五、佛史、俱舍、因明、唯识系。入研究部者,得先一系或二系研究之)。同时继招第二期学员。太虚提出不招居士学员,“只招受过比丘戒的大学部学僧四十名,连寄宿舍亦改为仿禅堂的广单制,先注理律议训练,严格施以生活管理,以为实行整理僧制的基本”,使佛学院成为僧制改革的师范僧寺。但由于董事长场■铭、院护李隐尘持异议。而未能通过。故第二期大学部招生,悉照《章程》进行,僧俗兼收,课程三年。第二期学员连同本院修学科转入者,共四十名,有大醒、寄尘、亦幻、墨禅、虞佛心,伽林、恒惭、枕山、苏秋涛等。原来的任课教师空也已在一九二三年暑期前因故而离开了佛学院,史一如也在那时因病去沪治疗(卒于一九二五年元月),因此本期学员的课程主要由唐大圆、张化声、太虚等人担任,太虚兼研究部学员的指导,太虚因自己的新办院计划未能实施,加上胃病加剧,因而在开学两个月后(一九二四年九月)突然宣布辞去院长职务,院务由善团代理。直到二五年元月才被佛学院董事会恳请加院,十月再受任院长。第二期学员在院期间,太虚先后讲授了,“大乘五蕴论”、“发菩提心论”、“四大种之研究”、“律议之研究“知识行为能力是否一致”、“二十唯识论”、“能知地位差别上之所知诸法”、“佛法大系”等。从一九二四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由于太虚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推进世界佛教运动,因此佛学院的教学虽基本按《章程》进行,但与头两年太虚在院时的隆盛气象稍有逊色。一九二六年夏,研究部学员已离尽,大学部学员只剩约三十人。同年十月十日,国民革命军进军武昌,佛学院师生大部分离散,教学停顿。

(二)在劫难中努力开拓

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夏,为武昌佛学院在劫难中努力开拓的时期。这个时期,佛学院的院会被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军医处占去大半。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太虚及佛学院同人克服困难,努力开拓,设法恢复佛学院的教学活动。

一九二七年底,慈海、法航相继返回武昌佛学院,协助大敬看护院会和法场,并在院中刻苦自修。一九二八年春,王森甫、赵子中、夏致贤、熊云程居士召集各董事,成立了新董事会,草拟通过了新董事会章程,推举了新董事会及佛学院各执事。推举王森甫为董事长、太虚为院长、雷定坦为院护、大敬为事务股监院、张化声为修持股主任、唐大圆为教育股主任(暂由张善诩代理)。这年上半年,筹办了佛经流通图书馆;开设了平民小学一班,以教附近农民贫苦子弟。下半年,继招了小学生两班、平民千字夜课一班;并欲办中学部、大学部,以因缘未具而未办成。

一九二八年八月,太虚离沪西游,十月二十日在巴黎发起“世界佛学院”,宗旨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名称的意义是“搜集世界佛教材料,联合世界佛学人才,结成世界之佛学,宣传佛学于世界,故名世界佛学院。”并函嘱设筹备处于武昌佛学院,由筹备处致函各国发起人,提议世界佛学院设于中国,分院设于各国。如果说,一九二二年太虚于庐山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是进行世界佛教运动的开始,那么此时太虚已投身于世界佛教运动了;如果说此前太虚主要倾心于国内的僧制改革,那么此后太虚主要倾心于国际佛学的建设了。由于太虚新佛教运动重心的转变,武昌佛学院的宗旨就由造就住持僧才转为培育弘法于世界的研究员。

根据太虚的办院思想,武昌佛学院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四日召开了世界佛学院第一次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王森甫、唐大圆、雷定坦、大敬、法航等百余人。会议决定先开预科,次开研究班,并发布了《世界佛学院开预科宣言》。《宣言》称:为培植世界佛学院本科(研究班)之预备人才而开设预科班,僧俗男女兼收,暂定一班,共四十名,旁听无定额;夏历七月一日开学,两年毕业,考试合格考入本科。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太虚由欧返国,由上海之汉口,闻知此事,函院中同人勿开预科,只开研究部,同人依命。七月十五日研究部第一期生开学。提任世界佛学院职务的有,院长太虚、教务主任兼教授唐大圆、训育主任兼教授净严、佛教教授法航、中国哲学教授张仲如、文学教授唐祖培、事务员能信、学监乘空、代书记绍奘等。学员有张慧藏、胡慧严、尘空、法空、海印等三十六人,旁听三人。课程有“俱舍”、“唯识”、“深密”、“律学”、“文学”、“中哲”、“日文”等。太虚于十月十日回院。为研究班讲“大乘宗地图”一星期。

一九三〇年,世界佛学院筹备处移于北平柏林寺,由法航负责,研究部停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东北沦陷,北平筹备处因经济困难,于十二月移至南京佛国寺。同月,太虚命法航回武昌佛学院主持恢复工作,尘空、本光、寂安、苇航亦随法航运回武昌佛学院。

(三)面向世界,设立世界佛学院图书馆

一九三二年春,佛学院董事王森甫、罗奉僧等和法航,于菜根香大楼欢迎徐克成督办和夏灵炳司令为院护。经法航与院董院护的努力交涉,佛学院驻军于夏天全部撤离。此时太虚回佛学院,决定将佛学院原有图书加以整理扩充,办成“世界佛学院图书馆”。佛学院的全体人员为馆员,分二部工作,请会觉为考核室主任、芝峰为编译主任、法航代理馆长,方本仁为董事长。太虚委派谈玄把在上海的藏书运往图书馆,同时多方征集采购佛典和世俗书籍。至九月,图书馆已备图书有:日本出版的正藏经一部、续藏二部、新修大藏一部、巴利文藏一部、万有文库一部,其它藏外单本、儒道典籍、近代诸书均已略备;在术室中有贝叶经、明版书、汉唐佛象供品等,尤多中印佛教史迹照片。九月二十五日举行“世界佛学院图书馆开幕典礼”。太虚在典礼会上作报告,介绍佛学院的过去和图书馆的筹备概况,谓佛学院自本年始为“中兴时期”。此年在图书馆做研究工作的有芝峰、会觉、印顺、谈玄、尘空、本光、苇航、竺摩、止安、月耀、力定、守志。

一九三三至三五年,法航主持图书馆工作。一方面开办预科班,授课一、二年再升为研究员。三三年和三五年分别招生一次,学员有雨■、福善、茗山、智定、雨昙、敏智、觉民、杨星森、明性、道屏等。教务白芝峰、会觉、印顺、张化声负责。一方面继续扩大图书馆规模,征集和购买图书。先后添购了宋版大藏经、四库全书珍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等,刘定生居士捐赠了图书集成,王新■居士捐赠了二十四史及志书。加上原有图书,总计达二二四二八种、二四二三〇册、一一一〇〇〇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佛学院图书馆能收如此可观的图书,实属不易。

图书大体已备,如何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为此,太虚就图书馆的工作方针作了两次讲演。一次是三三年九月,太虚为馆员讲“世界佛学院之佛学系统观”。指出世界佛学院的工作,按照佛法可分为“教”、“理”、“行”、“果”四大部分,从这四方面去作适当的工夫,“教”,是对佛陀的遗教(包适东西各国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经典)加以搜集整理,设法物馆、图书馆;图书馆的工作分考校、编译两系。“理”,是根据教史和教法,研究其中之学理,设锡兰文系学院、中国文系学院、西藏文系学院、欧美文系学院;对南方的小乘教理、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国的综合教理、欧美以新方法研究的佛学,都—一加以分类的、比较的研究。“行”,是根据对佛教的理解进行修行,包括律、禅、密、净诸修行的法门。“果”,是修行所得之果,有信果,戒果、定果、智果。总之“教法是研究所根据的,理是所研究了解的,行是研究了解之理而修习的,故修习之后即有证果”。世界佛学院图书馆在世界佛学院的整个计划下进行局部工作。另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为馆员讲“世院图书馆馆员之修学方针”。太虚说:“……预习员就是未来的研究员,而研究的工作,上面已经说过分考核、编译二部。考校、编译的工作,第一个条件要对于整个佛学,或某宗某系的经论文字,要有彻底的明了的认识,对于中心的思想都要抓得住,这样才行。不然,经论上的文字都不懂,理论尤其莫明其妙,还配得上考核、编译工作吗?所以预习研究员,……要作一系一系的专门研究,才能精深专一,才能做到登峰造极,升堂入室。……因此我定了六个系,作为你们研究的标的。”这六个系是:五三共法系、大小律藏系、法相唯识系、般若中论系、中国台贤禅净系、印华日藏密法系。

一九三五年秋,图书馆预科班因经济困难而停办。一九三六年九月,以宽道每月资助百元为倡,于图书馆设立高级研究院,约芝峰主持,十月十日开学,学科分六系;俱舍阿含系、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法界显密系、教乘次第系、宗教历史系;学额二十名。学员有茗山、福善等。翌年八月,太虚为馆员和学员作了“新与圆融”的讲演。讲演申论他的新佛教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是中国佛教(华文),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两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雳要上,去吸收采取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不同于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

一九三七年底,图书馆高级研究班解散,次年初法航入川整理汉藏教理院院务,图书馆由苇航接任管理。三八年至四五年,因抗日战争,图书馆停办,房屋损失大半,这是武昌佛学院第二次的大劫难。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结束;年底,太虚命苇航设法修整恢复世界佛学院图书馆工作。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正值大师欲重振佛学院,实行其新佛教运动的宏伟计划时,然而事业未竟人先卒。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太虚部分灵骨入塔奉安于武昌佛学院内。大师虽已去,而其事业的影响犹存。

三、武昌佛学院的历史影响

武昌佛学院创办了二十多年,虽然由于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经济来源的无保障、以及太虚自称的“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不能坚牢强毅、抱持固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断断续续、曲曲折折,未能顺利实现预期的目标,但它的创立和持续,在中国近现代佛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推进中国佛学的振兴和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武昌佛学院的创办,为佛教的现代教育开创了新局面。在武昌佛学院创办之前,佛教界在教育救国、维新办学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也曾兴办教育。诸如:一九〇〇年,日人水野梅晓于长沙办佛教师范学堂;一九〇六年,觉先和尚于北京创设僧教育会;一九〇七年,杨仁山于金陵刻经处设祗洹精舍;一九一四年,月霞法师于上海哈同花园设华严大学,稍后,谛闲法师于宁波创宗观学舍,等等。但这些佛教学校在办学目的上,除祗园精舍专从事梵华互译、华文译为英文外,其它或皆在保存寺产、或旨在培养一宗一派的讲经法师,殊少现代僧教育气息;而且都昙花一现,未能持久,其影响甚微。武昌佛学院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以革新振兴中国佛教为标的,培养精通佛学,旁通近现代思想学说的僧才的学校。武昌佛学院的创立,在当时的佛教界独树一帜,使人耳目一新,不久即蜚声海内。在武国佛学院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各地相继兴办起佛学院,如厦门之闽南佛学院、四川之汉藏教理院、福州之鼓山佛学院、九华山之江南佛学院、北平之拈花学院、陕西的慈思学院等,达二十多所,遍布大江南北。从而为佛教教育开一新局面,把中国近现代的佛化运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其次,武昌佛学院造就了一大批德学兼优的现代佛教人才。武昌佛学院在二十多年中,招收培养正式学员近两百人,其中大部分学有成就,在推进中国佛教的革新和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全国各地佛学院大多由武昌佛学院的学员主持经办。四十年代的佛教刊物云:“近年来佛教中坚之僧才,十九造于此。”当时有人把武昌佛学院看成佛教的“黄埔军校”,新佛教运动的发源地。近现代一些著名的佛教人物,如法尊、法舫、大醒、印顺、茗山等,都曾是武昌佛学院的学员。法尊,武昌佛学院第一期毕业生,一九三一年起主持汉藏教理院,一九五〇年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一九八〇年出任院长,精通藏文,平生译著佛学典籍二十多种,数百万言,为沟通汉藏佛教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法航,武昌佛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先后主持管理世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奉化雪窦寺、湖南大伪山,多次主编《海潮音》月刊;四三年出访印度后,时来往于印度国际大学、锡兰智严学院、于西安设巴利三藏院,互换中锡国学僧;四九年以后。弘法于香港、锡兰、马来西亚等地。法航善英文、日文、巴利文,精研法相,兼通世学,为太虚法门之一杰。大醒,武昌佛学院第二期学员,积极推行太虚的新佛教运动,宣扬人间佛教;先后主编《海潮音》、《现代佛教》、《觉津月刊》;担任厦门南普陀院临院、闽南佛学院主持、淮阴觉津寺主持;著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八指头陀诗评传》、《日本佛教考察记》、《口业集》、《空过日记》等。印顺,一九四五年修习于武昌佛学院图书馆,四七年主编《太虚全书》,四九年后弘法于香港、台湾;勤奋著述,现已出版《妙云集》、《中观今论》、《中国禅宗史》等,计二十余册,数百万言,在海内佛教界享有盛誉。五十年代以后台港佛教的兴盛,与法航、大醒、印顺等著名佛教学者的活动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除此之外,受武昌佛学院直接影响而创办的其它佛学院所培育的僧才,以及在武昌佛学院旁听和受武昌佛学院师生的佛化活动的影响而发心从事佛学研究的人员,遍布各地,为弘扬中华佛教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第三,武昌佛学院开创了近现代佛学教学与研究的新风气。武昌佛学院在教学和研究中,一方面贯彻佛教一源多流、八宗平等、应化多方的精神,学员“自由研究各宗各派的佛学,大小显密、性相空有、台贤净律、无不启发,互相融贯,平等发扬”,打破了旧佛教拘持己宗而排斥他宗的成见恶习;另一方面,开设佛学以外的其它课程,尽量吸取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学说,使学员既精于佛学,又具备现代的文化学识,养成活泼健全的佛学人才,同时也使得古老的中华佛学注入新的血液,焕发新的活力。更可贵的是,武昌佛学院既立足于中华佛学,又面向世界佛学,力图搜集整理东西各国佛教法物典籍,对世界各地佛学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先后四次派遣佛学院教学人员和高才僧大勇、法尊、严定、观空、恒演、法航、苇航、白慧等,分别往锡兰、暹罗、印度、南洋各国及我国西藏地区留学访问,学习藏文、巴利文、梵文佛教,以期达成研究世界佛学,弘扬佛学于世界的人才。武昌佛学院所开创的教学和研究新风,为后起的佛学院,乃至当代的佛学院所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