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讲堂

一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

作者:于凌波 发布时间:2013年7月2日  来源:

释太虚,俗姓吕,乳名淦森,浙江省石门县(后改名崇德县)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历腊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海宁县)的长安镇。父亲吕骏发,是石门县乡下的农家子,10余岁时孤苦无依,到海宁州长安镇,投入泥水匠张其仁的门下学艺,从学多年,学会了泥水工的粗细全套功夫。张其仁见他能干精巧,就将16岁的女儿许配给他,纳他为赘婿。这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的事,是年年底,乳名淦森的太虚就出世了。

不幸第二年吕骏发一病身亡,出生8个月的太虚就成了孤儿。他的母亲张氏,带着他在娘家守寡了4年多,就由生母作主,再嫁到邻县的石门县洲全镇李姓人家。自此,太虚就由他外祖母抚养。

他的外祖母姓周,信奉道教,道名理修。他本是江苏吴县的富家女,出嫁后,丈夫死,家人星散,她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儿子逃难到浙江海宁州的长安镇,嫁给张其仁做续弦。婚后又生一女,就是太虚的母亲。

张其仁前妻也遗留下一个儿子,名张祖纲,算是太虚的大舅,开米店为生。周理修带去的小儿子张子纲,是太虚小舅。张子纲读过书,赴过童子试,因患吐血病染上了鸦片烟癖,在乡下开蒙馆糊口。

太虚的外婆因信奉道教,在女儿再嫁后,带着外孙到长安镇外3里处的大隐庵修行。她的儿子张子纲也就在庵中设了一处蒙馆。所以,太虚依他外婆在庵中长大,也随着他舅父断断续续的读了几年书。

太虚13岁时,外婆把他荐入长安镇沈震泰百货店做学徒。由于那时他染上虐疾,做了几个月,因虐疾时发,为店中辞退。外婆一向对他疼爱有加,就把他再接回庵中休养,温习四书,学习作文。

第二年,外婆又送他到镇上的朱万裕百货店做学徒,百货店的老板喜爱看小说,太虚在店中空闲时,也看了许多如《七侠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之类的章回小说。如此过了一年,他已16岁,智识渐开,内心的苦闷也愈为增加。这时他生起了出世的思想,决计到普陀山去出家。

在夏历四月初的某一天下午,他把衣服穿整齐,带着他工资积下来的七、八元私蓄,藉故离开长安镇,目的是去普陀山。但是一个16岁的大孩子,头一遭出门,竟搭错了到苏州去的船,他发觉后由中途的平望下船,当地距莺豆湖边的小九华寺不远,他想起9岁那年随外婆朝九华山,曾到寺中去过,既然要出家,何不就在此处出家?

他进入小九华寺,找到士达和尚,说明来意,士达收留了他。士达对他说,十方丛林,不能剃度徒弟,所以10多天后,带他到苏州木渎灵岩山的一个小庵中,为他剃度。士达是禅宗临济派,乃给他取派名唯心。士达的师父奘年老和尚,住持宁波团桥头玉皇殿,所以太虚在灵岩山住了几个月,士达领着他到宁波,托请奘年老和尚照应他。奘老和尚是太虚的师祖,对太虚极其慈爱,带他到镇海就医服业,医好他的宿疾虐疾病,并为他立了个表字叫“太虚”。

太虚出家之年,虚岁16,实足年龄不到15岁,那是光绪三十(1904年)年夏天的事。他5月剃度,9月到宁波奘年老和尚的玉皇殿,11月间,宁波天童寺传戒,奘年老和尚陪着太虚到天童求戒。

当时天童寺住持是八指头陀寄禅,也是这次传戒的得戒师。佛制沙弥年满20始能受比丘戒,可是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一类的证明文件,受戒前问:“年满20了吗?”求戒者答称“已满”就可通过,太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受戒,虽然他心中也不以为然,但习惯如此,也就只好从俗了。那次受戒的共120多人,未满20岁的有四、五位,还有一位比他更小一点的。

受过戒,奘年老和尚特备了一席斋,请寄禅写介绍信,送太虚到永丰禅院学经。寄禅看出太虚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他,当下修书介绍他到永丰禅院依止水月法师。水月名岐昌,以表唱水陆忏文名于时,且善属文,宁波寺院一般缘起、疏启一类的文字,大都请他来做。太虚到永丰禅院几个月的功夫,一部《法华经》已读诵得滚瓜烂熟。水月很器重他,让他住在内库房,这段时间太虚阅读了《指月录》、《高僧传》、《风洲纲鉴》;继之开始受读《楞严经》,并买了《诗韵》,学习作诗。

这时,圆瑛在天童寺,从寄禅和尚习禅,常到永丰禅院访水月法师。圆瑛长于诗文,太虚正在学诗,二人遂由诗文结为朋友。圆瑛出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长太虚11岁。

太虚18岁时,到天童寺去听道阶法师讲经。那时听经叫做“学教”,讲的经不外是《法华》、《楞严》或《弥陀疏钞》。讲的方法,或依天台四教仪讲,或依贤首五教仪讲。道阶是南岳默庵法师的传人,精于天台,兼通贤首与唯识,是那时一位很叫座的法师。太虚由于学教的关系,就搬进天童寺住入禅堂中,并学习坐香、跑香、吃放参、敲教香、当值、出坡等。在这段时间内,寄禅和尚给他许多精辟的开示。他和圆瑛见面的机会更多,圆瑛约他在御书楼上关圣像前,订盟换帖结为兄弟。

翌年,他在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相宗八要》及《贤首五教仪》。道阶法师在讲堂上称赞阅藏的利益,圆瑛鼓励并介绍太虚到汶溪西方寺阅藏。于是,天童寺的经期一完毕,圆瑛就陪同太虚到西方寺,为他引见净果和尚。净果安置太虚在藏经楼阅藏寮阅藏。

太虚在西方寺阅藏,对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后来他在《自传》中说:“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于我一生,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

他在阅藏期间,一日阅《大般若经》垂尽时,“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以后,他再阅《法华》、《华严》、《台贤教义》等经论,恍然都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过去所有的疑团从此冰释。

太虚在西方寺阅藏期间,结识温州来的华山和尚。华山是西方寺住持净果的朋友,来访净果,也住在阅藏寮,平常翻阅禅宗语录。他是一位具有新学根底,且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少年时代即已蜚名讲肆,文字辩才均所擅长。他在杭州与松风创设僧学堂,见太虚是有慧根的法器,就对他讲解世界大势、中国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弊、振兴僧学,才能适应时代潮流等等。太虚初闻此说,不以为然,二人辩论数日,相争莫决。西方寺的净宽为之调解,太虚亦为好奇心所驱使,表示愿意看看新学的书籍。

华山拿了一部分书给太虚看,包括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章炳麟的《告佛弟子书》、谭嗣同的《仁学》、严复译的《天演论》、《五洲各国地图》等。太虚读后,陡然激发他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热心,使他由“超俗入真”而转到“回真向俗”的路上,也因此与华山深相契好。

结识华山后未久,他又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栖云俗姓李,湖南人,闻似中过秀才,弱冠出家,曾从八指头陀参学五、六年,又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光绪末年,与徐锡麟、秋瑾等回国潜图革命。太虚受栖云革命思想的影响,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使他有了“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的思想。

宣统元年(1909年)初,他受到华山和楼云的怂恿,到南京入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祇洹精舍”就读。祇洹精舍有学生10多名,出家众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人。杨仁老授《楞严经》,苏曼殊教英文,谛闲法师任学监,但只读了半年,祇洹精舍以经费困难而停办,仁山等人学转入江苏僧教育所办的江苏僧师范学堂,太虚以华山的推荐,到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员。年底,又回到西方寺阅藏。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间,栖云由广州来到西方寺,约太虚到广州,协助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月宾组织僧教育会。3月间,二人到了广州,后来因为月宾是湖南人,与广州当地僧侣有语言习俗上的隔阂,僧教育会未组织起来,暂在双溪寺安住。但栖云与广州的革命人士往来频繁,太虚也时常参加各种秘密集会。革命党人粗豪放浪,太虚受他们的影响,也变得豪放不羁,失去原来的纯洁循谨。除此以外,他也交了许多的佛学诗文上的朋友,如邹鲁、叶夏声、陈静涛、邓尔雅等。曾从杨仁山居士学佛的梅光羲,这时在广州任广东司法研究馆监督,二人也时相往还。光羲并以一部新刊印的《成唯识论述记》送给太虚。

太虚在广州的第二年,3月29日广州革命党人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官厅追捕党人颇严,太虚不敢在双溪寺再住下去,迁到江西会馆避风头。4月9日,栖云为官厅逮捕,并在栖云寓所查得太虚的一首《吊黄花岗》诗,认为太虚有革命党的嫌疑,就派差役到白云山双溪寺拘捕,索之不得。太虚闻知此事,就匿居到潘达微的平民报馆中。当时,报纸上曾登的太虚的《吊黄花岗》诗,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为标题者。后来经过他的诗文之交江孔殷、盛季莹等向官方疏通,得到官方“速即自离广州,可以不究”的承诺,太虚乃于是年夏天平安的返回上海。

在广州被捕的栖云,被关了几个月后获得释放。民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团长、清乡司令、兵站司令等军职,后来息影沪上。1947年,太虚圆寂时,他还参加了追悼会。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中秋节后,武昌起义,不旋踵各省响应,中华民国诞生。太虚由上海到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因接受仁山的建议,在金山寺开会。开会之日,由于新旧派的对立,会场上发生冲突,协进会因而停顿下来。1912年4月,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出面,在上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召太虚到上海相助。佛总成立,太虚组织的“佛协”也并入佛总。到了1913年元月,寄禅以保护寺产事到北京内务部交涉,与民政司长杜某发生争执,当晚在北京法源寺入寂。寄禅的诗友熊希龄,以此事报告袁世凯,国务院以此核准了佛教总会的章程,佛教寺产得到了一点保障。

3月底,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常州天宁寺的冶开和热河都统熊希龄为会长,释静波为副会长(事实上实权操在静波手中),会中通过太虚为《佛教月报》总编辑,仁山亦驻会办事。公历5月13日是佛诞节,太虚主编的《佛教月报》创刊,不过只出了4期,就因故停刊。

民初那几年,太虚以所办的佛教协进会失败,继之八指头陀逝世,使他对佛教的前途颇抱悲观。再加以种种世缘的牵扯,使他对佛教大有离心的趋势。这时他就以坊间各种新旧译著的小说文学书来消遣。当时流行林纾的译著、李涵秋小说等,他莫不遍读,并常用化名在报纸杂志上投稿,习为文人名士的落拓疏放,对佛教已若即若离。但使他终不与佛教绝缘者,一者是寄禅生前,曾唤他入其丈室,诵《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章相助勉;再则他的师祖奘年老和尚对他始终关怀爱惜。以这两位老人的关系,使他不忍心脱离佛教。

在这几年中,他除了在佛教总会几个月外,不曾做过其他有关佛教的事业,但为僧俗朋友所邀,闲游于上海、宁波、杭州、绍兴等处,结交不少朋友。1914年夏天,他心中善根不断的唤醒他:“不能再混下去了”,终于决定结束这种游荡的生活,到普陀山去闭关。

宣统元年(1909年),他在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半年,认得法雨寺的了余和尚。了余闻得他要去闭关,为他准备下锡麟禅院楼上的关房,备下书桌、书架、器用什物。1914年8月,太虚带了10多件书籍行李的箱笼,到普陀山进入关房。时,印光法师已住法雨寺多年,特来为他封关。太虚在关中坐禅、礼佛、写作、阅读,日有常课。他阅读各种新旧学书籍,旧的如经史子集,新的如民国经世文篇、严复的各种译著,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的著作。

翌年春间,他开始精研《三论玄疏》,特于《百论疏》用功尤多。继之在关中著作,首成《佛法导论》,为整个佛法的概观。又作《百法明门论的宇宙观》、《教育新见》、《哲学正观》、《辩严译》、《订天演》、《论荀子》《论韩愈》等论文。1915年10月,北京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31条,条文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产的大权。他在关内阅及,审度时势,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一书,备异日施行。

他闭关3年,应该到1917年秋天满期。但1917年春天他动了出关之念,请了余老和尚来为他开关,出关后到前后寺院去看了些朋友。朋友看他样子变了,原来他留了胡须。这年,太虚29岁,留下胡须看起来老成稳健,非复昔年的疏放情态了。

出关之后,到上海、宁波各住了一阵子。这时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请圆瑛法师去讲演佛学,圆瑛事繁不克分身,荐太虚以自代。太虚以此机缘,游历了台湾的基隆、台中。在台中寓慎斋堂,并应雾峰林纪堂、林献堂兄弟之请,到林宅为说佛法。台湾演讲事毕,善慧和尚陪着他到日本游历及考察。在日本游历两旬,于1917年的12月下旬回到上海。

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运动,倡导人生佛教,讲学弘法,席不暇暖,认真地说,是由1918年才开始的。

大师出关以后,先到台湾演讲,继到日本考察,对于自己在关中3年的研究和创见增加了信心,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因而开始他为时30年的改革运动和弘法事业。

1918年,他得到陈元白、蒋作宾、黄葆苍诸人的发心协助,在上海创办“觉社”。觉社以出版专著、编辑丛刊、演讲佛学、实地修行为宗旨,这是他佛教改革运动的第一个据点。《觉社丛刊》季刊出了5期,为配合弘法需要,于1920年2月改为《海潮音》月刊,这是大师推动佛教改革运动,倡导人生佛教唯一的刊物。《海潮音》出刊迄今70余年,目前仍在台湾发行,这是中国佛教历史最久的一份刊物。

大师的弘法事业,由1918年开始,数年之间,遍历沪、杭、武汉、北京、广州、长沙,讲席频开,法缘极盛。尤以武汉方面的信众,对大师的志业支持最为热切,1922年有“武昌佛学院”之创立,为整顿僧伽制度作准备。1923年4月,汉口佛教会成立“宣教讲习所”聘大师为所长,招生讲习。

1923年暑假,大师主持庐山暑期讲习会,首开自由演讲佛法的风气,使中外他教教徒亦大为惊异。1924年7月,出席在庐山举行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并发起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1925年冬,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我国佛教界组织中华佛教代表团,由大师任团长,率团赴日出席。1926年春,与章炳麟、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为中华佛化教育社)。7月,拟筹办环球佛教图书馆。8月,南游星洲,10月返国。1927年4月,出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闽南佛学院是那段时间华南最具规模的佛学院,培育出不少弘法人才。

1928年7月,组织中华佛学会,设筹备处于南京。8月,偕译员郑大朴、赵筹人游化欧美,乘安特雷朋号轮船出发,经西贡、星洲、锡兰,9月抵埃及、法国。在法时列名为世界佛学苑发起人。10月至英国,11月转比、荷、德国。1929年元月,离德转法赴美,4月经日本返回上海。6月,当选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11月当选中国佛学会会长。

1930年春,游化闽南,在南普陀讲经。并应大众之请,连任南普陀寺住持。9月,成立世界佛学苑所属的北平“柏林教理院”,并入川弘法。1931年四月,以南京佛国寺为世界佛学苑苑址。同月,任全国佛教徒会议执行委员。10月,游化开封、洛阳、西安。11月,在西安被公举为崇仁寺住持。1932年10月,任奉化雪窦寺住持。12月,辞去南普陀寺住持。1935年4月,大师促成之《佛教日报》创刊,任社长,范古农任总编辑。11月,赴香港弘法。

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大师入川,12月迁中国佛学会于重庆长安寺。1938年10月迁《海潮音)杂志至重庆出版。同年在重庆组织僧伽救护队,随军服务。1939年5月,当选为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9月,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任团长。12月,率团访问东南亚佛教国家,由滇入缅。1940年元月,由缅甸至印度,转锡兰。3月抵新加坡,转吉隆坡、槟城。4月,访问团于返回星洲后取道西贡、河内返回昆明。

1941年2月,任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1943年,与于斌、白崇禧、冯玉祥等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任常务委员(佛、伊斯兰、天主、基督教各一人)。同年2月,任大雄中学董事长。1944年8月,患轻度中风,在重庆缙云山疗养数月,始告痊愈。1945年春,任西安大兴善寺巴利三藏院院长。8月抗战胜利,12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6年元旦,国府授予胜利勋章。4月,返南京,在镇江焦山设僧才训练班,为整理佛教训练人才。8月,抵镇江焦山,主持训练班结业典礼。1947年3月12日,在上海玉佛寺为退居的震华法师行封龛礼,说法将毕,忽中风旧疾复发,延至17日下午圆寂,享午59岁,僧腊44年。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太虚大师不仅是一代佛教领袖,同时也是佛学思想的巨擘。大师的佛学思想,虽然亦得力于他钻研经典和各宗教法,但对佛学的见解,亦来自亲身的体验。大师幼年,听力敏锐,记忆力过人,几至过目不忘。19岁时,在西方寺阅藏,及阅《大般若经》时:“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坐经数小时,如弹指顷。”

此后,大师再阅《法华》、《华严》等经论,恍然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所有过去疑团从此冰释。

1914年,在普陀山闭关,穷究经论,自《楞严经》中窥得唐代以后中国佛学的纲要,作成《首楞严经摄论》。他认为《楞严经》是中国佛学的“大通量”:“未尝有一宗取为主经,未尝有一宗贬为权教,应量发明,平等直入。”又称:“此一部中兼赅禅、净、律、密、教五,而又各各专重,各各圆极。”

大师以《楞严经》为宗本,他的思想并不拘泯于大乘各宗中的任何一宗,而是融合各大宗派,主张诸宗平等,各有殊胜。

大师早年,也是依据古德传统,将佛法分为禅、讲、律、净、教五门。禅者教外别传,属于宗门;讲者包括天台、贤首、慈恩,属于教门;律是出家在家所持的成戒法;净是修学净土;教指的是密教。

普陀山闭关后,他的见解转变,认为小乘只是大的阶梯,大乘才是佛法的根本。小乘在中国仅有毗昙、俱舍、成实三宗,而毗昙、俱舍摄于唯识,成实附入于三论。早期在中国流行的大乘十一宗,就中《涅槃》归之法华,《地论》归之于华严,《摄论》归之于唯识,于是整个佛法可归纳为大乘八宗,即天台、贤首、三论、唯识、禅、律、净、密。八宗各有殊胜义,皆以成佛为究竟,唯各宗于一切法所起观行不尽相同,如唯识宗以一切法皆是唯识所变,三论宗以一切法皆是空无自性。因此,八宗各有殊胜,不能偏废,亦不可说此优彼劣,或彼高此下。此一观念突破了古德判教的传统。

迨及后期,大师于《论大乘三宗》一文中,判大乘佛教为三宗。他在文中说:

往者尝据空与非空不空,合说大乘为一切法空宗,唯识圆觉宗之二宗。然以唯识与圆觉犹可分也。故究竟显了,乃分三宗:
   一、法性空慧宗……………………………………无漏般若主
   二、法相唯识宗………………………有为唯识主——基师义
   三、法界圆觉宗……………………………………无为真如主

大师在文中更加以说明曰:

此三宗之差别何在?法性非安立故,一切名相不可施设故,唯用遮词遣破,破无可破,毕竟无一名可得,故唯引发法空般若以通达,龙树系大乘学属之。法相是安立故,施设诸法名相故,多用表词成立,破亦为立,显了无一法之不建,故当善巧唯识现义以贯持,无著系大乘学属之。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同时一致,施设不施设,皆不可思议,故是如来大圆觉海之所印证。

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3项重点。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提示:
   一、革除:革除历代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传产制。
   二、革改:革改遁隐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革改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
   三、建设:建设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更收新化旧建设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造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

以上三点,是大师毕生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总旨趣。遗憾的是,他30年努力以赴,目标并未实现。他晚年在《我的革命失败史》一文中说:

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学制。

事实上,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30年间战争不断;没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只在“寺产兴学”上动脑筋;佛教僧侣本身自觉者太少,狮身虫太多,都是指佛吃饭、赖佛穿衣者流。大师虽苦口婆心,声嘶力竭,其奈独力难撑大厦何?

1947年3月12日,大师中风旧疾复发,京沪杭甬等地的缁素弟子闻讯来集,多方医护。大师以化缘已尽,于17日下午一时一刻,在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出家弟子大醒、亦幻、尘空、灯霞、月耀、松月、演培,在家弟子李子宽、谢健、沈仲均、卫立民、杨树梅、过圣严、胡圣轮,侍者杨承多,玉佛寺住持苇一等人均随侍在侧。

3月19日行封龛礼,各界参加典礼者3千余人,备极哀荣。4月8日行荼毗礼于海潮寺,得舍利三百余粒,而心脏不坏,亦满缀舍利。14日,众弟子送大师舍利灵骨至奉化雪窦寺。6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大师一生著作等身,后由弟子印顺、续明、杨星森等编辑为《太虚大师全书》,都700万言。